原文地址：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: A Very German Hacking Conference

译者：lifematrix[stevenliucx@gmail.com]

哑剧艺术家懒洋洋地躺在铺着地毯的楼梯上，几百张桌子，上面凌乱地堆满笔记本电脑，延伸到不同的几个大厅。一个穿得整整齐齐的人，脸朝下趴在一间侧屋的床垫上，昨晚一整夜疯狂地敲击键盘，已让他心力憔悴。

德国各地几十个混沌计算机俱乐部分会(Chaos Computer Club (CCC) chapters)的成员，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，屈尊到汉堡，喝着黑客汽水(译注：club-mate, 含马黛的苏打饮料，称为黑客汽水)，进行为期四天的hacking、辩论和演讲。

这就是混沌通讯会议，CCC的年度艺术、政治和安全大会，由一千多强大的志愿者大军操办。

“没人从中赚到一分钱”，大会前，Linus Neumann - CCC的一位发言人在柏林的一家咖啡馆告诉我。无论是录制发言的人，还是那些确保传媒未经本人允许不可将镜头对准其人的向导，还是经过训练能响应紧急事件的应急人员，或者负责衣帽间并在人们进入会场时检查他们腕带的伙计们，都没拿报酬。而且他们经常自己买票参加活动，以作支持。

Tim Privlove, CCC的一位资深成员，早期会议的组织者，不认为这只是为之工作而不拿报酬。

“这实际上不是为了免费。我实际上认为，你不能这么来看它：因为它不是工作，” 在最近的大会上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说。“这是他们的活动：他们拥有它。这根植到他们的DNA，如果没有它，他们难以活下去。”

多年来，要部分感谢这一志愿者面向，让CCC已设法筹集到可观数目的资金。

“我不是要说，我们特别有钱了，而是说从财务的角度，我们舒心了，” Neemann说。“我们能承受彻底搞砸整个事情的财务风险，不会破产。”

“这钱就在那儿，因为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：因为每个人都做志愿者工作，” 他说。

志愿者的想法，实际上是将大会区别于其它黑客会议的地方。而且，这是全盘多方面的策略。

在大会自己仓库风格的夜店里，DJ, 艺术家，黑客，技术者，积极分子和其他人，聚会一起去分享和讨论他们时代的话题，直到深夜。

“很多人第一次走进来时，他们很惊讶地看到，这里比他们所想的，更为包容，更为广义，” Pritlove说。

但是，有些人在混沌通讯大会里不特别受欢迎。

“一个供职于德国军方的人参加了CCC，大概不想告诉任何人，他们可能不愿出现在台面上，” Neumann说。

在黑帽，美国的一个主要黑客大会上，国家安全局长Keith Alexander发表了2013年的主题演讲。

这显然，从来不会发生在混沌通讯大会上。

“当我离开时，会有这一天，” CCC的主席，他叫“dodger”，告诉我。“我们尽可能避开那些为情报机构或类似事情工作的人。”

但是，当对待前军方或情报机构雇员时，灰色地带出现了。如果CCC发布一个总名单反对邀请供职于那些领域的人，“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揭弊者，”比如爱德华·斯诺登，dodger说。

“这很难办。”

反军方的心态可以追溯到大会的历史，一个政治事件导致它的创立。

1981年，一个黑客和无线电爱好者，名为Wau Hollan，以及一小群有相似想法的人，聚集在左翼报纸Die Tageszeitung的办公室，讨论数据、计算机，以及这些可能给大众带来的影响。

“Wau Holland是对社会有远见的人，” Neumann说。甚至远在80年代早期，当大部分人还没有电脑时，互联网还也没有出现，Holland和其他人就看到了这些网络的未来，如此令人兴奋、也令人担忧。

三年后，1984年，CCC宣布了第一次混动通讯大会，一个在汉堡定期举办的聚会。“大会的第一次呈现，规模相当小，大概200人，” Pritlove说。

尽管规模不大不小，但是84年的大会包含了所有与今天大会涉及的相同内容。Workshop, 演讲，以及一群人连续几天一直在笔记本电脑上hacking。

“相同的话题，相同的态度，相同的人，” Pritlove说。

CCC随之创建了一个“eingetragener Verein (e. V.)” (译注: e. V.是在德国和奥地利合法的志愿者社团，有法人身份)，实质上是一个合法组织，允许团体有财务权。

有个正式的实体也给团队一些合法性，当开展工作时受法律保护：事实上，hacking到银行系统或者电信网络，会很容易被执法机关解释为犯罪或不法活动。以一个e.V.运作，降低了受到任何干涉的风险。

“这只是随后被采纳的一个法律解释，为了不被视为恐怖组织，” Pritlove开玩笑说。“这是替代方法。”

在大会开始的同年，Wau Holland和另一个CCC成员Steffan Wernery，搞了一次’抢银行’。他们利用Bildschirmtext (BTX)的缺陷，这是由德国联邦邮政和电话网络运营的计算机网络，掐掉13万5千德国马克(大概7万5千美元)，存到CCC拥有的银行账户上。

我认为德国是尊重黑客的安全岛

起初在网络背后的政府机构忽略了提出的问题。因此CCC将hack的细节分享给德国最大的一家广播公司，在媒体一番炒作之后，问题被修复了。最后CCC将现金返还。

“从一开始[CCC]就在做媒体博弈，” Pritlove补充说，“黑客在德国的印象立即成了罗宾汉之类的侠盗。”

其它高姿态的hack也为这一形象做出贡献。为了反对在护照中使用生物计量数据，小组发布了德国当时内政部长Wolfgang Schauble的指纹；与荷兰一个公民组织一起, CCC揭露了德国使用计算机之后电子投票系统的缺陷；2011年，小组逆向工程了国家执法部门所用的强大恶意软件的片段。

然后就在最近，作为对84年BTX hack的响应，德国新闻组Tagesschau报道了研究者的发现，欧洲支付终端被严重的缺陷所困恼。这些缺陷让入侵者得以将资金转到德国境内任意一个银行账户。

“因此在德国，黑客的形象与世界其它地方特别是美国，完全不同。在美国，黑客普遍与犯罪活动联系起来，” Pritlove说。CCC经常被要求到一些政府听证会作证，提供监管、IT立法和数据保留方面的专家证据，而不是象美国媒体经常报道黑客的那样，被看做一小撮计算机犯罪分子。

“我认为德国是黑客受到尊敬的安全岛”, dodger，CCC主席说。

但也曾有一些时刻，德国的hacking场面和俱乐部，本可能全部被摧毁。

一个与CCC有联系的黑客小组，由Karl Koch这个人领导，由于侵入美国计算机并将操作系统源代码卖给了当时苏联情报组织-克格勃(KGB)而被捕。1989年，发现Koch被烧死在策勒附近的森林里，离他出生的汉诺威城不远。

整个事件“威胁到要终结CCC，” Neumann说 - 严重损害他们所代表的黑客形象。

Pritlove解释说，大会在汉堡和柏林之间迁移了数次。1989年柏林墙倒塌，让首都成为一个”疯狂”的地方，聚会当时在柏林举办，Pritlove说，”在那儿，每个社会的小组织都莫名其妙地足够壮大而能维持。“

然后到了90年代后期，大会发展巨快，大概超过以往任何时候。Pritlove说，“终于hacking成为很酷的事情，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电脑。”

“万维网(world wide web)，赛博空间，每件事都完全让人兴奋，” 他补充到，“千禧年来临，未来终将在这里！”

在整个过程中，一个持续不断的政治脉络贯穿着CCC和大会的发展。从左翼报纸Die Tageszeitung的办公室，到柏林和汉堡的反资本主义占屋，直到今天一个索马里难民在大会主讲台发表主题演讲，政治在塑造俱乐部及其行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

其它的政治对话，包括年度国家洋葱会话，对去年Tor匿名网络的概述，以及讨论监管系统对我们城市的影响。

“我们在80年代告诉他们的，如今正在发生，” dogger说。

“就大会和政治，你不能将它们分开”， Pritlove说。这三人都同意，CCC的政治血统追溯起来要比其创立早得多：有人将它基本上看作后二战反应，Pritlove也提到，涌现于70年代激进左翼的政治运动。

解决方法办法是“我们不需要阻止它。我们需要找到不同的途径，我们通过进入权力机构来开始征途。我们需要具有建设性。我们需要走入那些我们所批判的决策中，而非仅仅置身事外，然后一直扔燃烧弹，并杀人。”

进入权力机构的做法已经受到欢迎。2015年11月，德国内政部长公开声明，如果一个大规模的互联网相关或赛博事件发生，他将会求助于CCC。

“如今整个活动就是一个操作系统”

在00后中期以前，大会很大程度上是与世隔绝的事件。虽然它也吸引德国各地及欧洲的黑客，但在这之外的黑客们大部分并不关注。

因此，Pritlove告诉我，CCC开始接触到在美国的联系人，邀请他们来发表演讲。

“他们回去后，告诉其朋友们所有关于大会的情况。下一年，有20个人来，再下一年，有更多的人来，” Pritlove说。

美国人显然很吃惊。“在美国的黑客大会，到处是警察，商人，情报机构，充满了怀疑，” Pritlove继续说，“很多都是为了赚钱。”

但是，CCC的大会，“是完全的自由，[美国人]还处在乔治·布什时代(译注：911事件的时期)，对黑客充满了害怕、恐怖和压制。”

“两周后他们都回去了，他们在旧金山、华盛顿、纽约建立了黑客空间。一年后，美国各地都诞生了新的黑客空间”， Pritlove说。“我想，可以公平地说，点燃这些的火种确实来自这里，来自这里的场景。”

军方与德国hacking场面的距离，在这里极不同于在美国那样密切。

“基本上，在美国任何IT安全领域的人，迟早都会成为国防部的某类承包商或者进入这一领域，否则不可能走太远。” Neumann说。“因为那里有资金，有趣的工作，你能做出好玩的东西。”

他也指出Roger Dingledine，Tor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和研究总监，他为好几份军方资助的合同工作。(Tor项目如今试图让资金多元化，特别是减少对美国政府资金的依赖。)

在德国，相反，却没有这样的合同商、军工联合体，或任何与美国类似程度的情况。

这里没有“那么多钱，以及那么多军方的国家荣誉。” Neumann说。因此，在德国绽放的黑客很可能迈向其它方向：CCC，而非美国那样的路径。“我们有大多数的研究者”，Neumann补充说。

今年，大会接待了超过一万三千名参会者，已经变成由各种自制网络和基础设施组成了盘旋复杂的奇妙装置。

当参会者鱼贯进入会场时，扫描入场券以及付款台的计算机都其自己的软件。专门有个后勤系统用于在酒吧里管理黑客汽水瓶子的库存，并将空瓶子拿走。“丝绸之路”送递系统-由管道组成了网络在大楼各个房间里迂回穿行 -允许黑客在大会各个中心之间传送物件。

多通路、高带宽的上行链路给参会者提供了极其快速的网络连接；一个全功能的GSM移动电话网络允许每个人摆弄到深夜时能够联系上他们的朋友。

甚至视频摄制组，他们负责录制、实况直播以及用高清格式归档谈话，也使用他们自己的相机、装备，间或软件。

“我要说，这甚至超过了专业标准，因为你实在买不到这样的服务,” Pritlove说。“如今整个活动就是个操作系统。”

开源的属性自然反映在与会者自己对设备的选择上: 在“基础设施回顾”中，负责大会基干设施的小组做了一小时的展示，发言者宣布，Linux是迄今最受欢迎的操作系统族群，大会里大约四分之一的计算机都使用了Liunx。(“这是Linux胜利的时刻，”演讲者说，听众们接着就欢呼鼓掌。)

“的确有些公司可能举办这样的活动，” 在基础设施回顾中一位发言者说，他投放了一张有各种组织的幻灯片。今年，那些公司包括中国公司华为，德国电信(德国最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)，其它就这十几个。

“我们遇到一点点问题；你不可能运作一个这样的会议而不需要从大公司借东西,” dodger说。“你需要获得硬件。你不能购买那些硬件，并持有它们；这不可能。”事实上，在这样规模的大会，要提供几千人的互通互联，大概没人拥有这些的硬件和基础设施来实现它，因此确实需要赞助者介入。

但这并不需象其它大会那样，通过提供装备，巨头公司们开始将他们的商标贴满了交易所，希望获得一些新客户。

“我们试图寻找合作伙伴借给我们硬件，我们也试图不要只有一个主赞助商。我们不允许在大会上打横幅或做广告，” dodger告诉我。相反，反法西斯和支持难民的旗帜淹没了会议大厅。“硬件赞助商将他们的Logo放在CCC网站上，没有Google索引等等。这就是他们的所得。”

CCC与大型机构的联系，通常是因为有个成员为其中之一工作，Neumann说。

“当然我们有人在NXP供职,” 他对我说，提到一个大型的计算机网络公司。“如果我们想与NXP安全分部的负责人交谈，我有他的号码，我直接给他打电话。” 这些关系已经在过去30年里发展起来了，也是人们通常职业生活的一部分。“

但是，大会真正的脊梁不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或计算机硬件，而是无偿在会议中工作的志愿大军。

“你需要大约1000人来照顾所有杂七杂八的事，” Neumann告诉我。

大部分这样的志愿者，被称为天使：是让系统甚至在密集的使用下，稳定运行四天的个人。(第一天刚到大会的20分钟里，一位天使要我把一些外套衣架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。自然地，我施以援手，尽管只微薄之力)。

志愿者文化是大会如此亲密地嫁接到德国的众多原因之一。但是，它也与一个国家独特的历史和政治传统相关联。

Neumann说象大会这样的事物，也许能在德国之外存在，但可能有困难：让一千多人齐心协力连续数天或数周工作，所需的后勤挑战，想象在其它地方并非易事。

当问到Pritlove大会是否能存在德国之外时，他一声长叹。

“这是很德国的事”，他说。“我不知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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